2008年5月20日 星期二

現在就建立它:21世紀社會主義 (2)

博維
葉民靈 譯


第二章 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

經濟理論不是中立的,當它被應用時,其結果很多時要看藏在這特別理論內或明或暗的假設[1]。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下的新古典經濟學,這些假設最明顯反映某些特定的意識型態。


新古典主義經濟的魔術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以私有制和自利為前題。不論財產權的結構和分配,它假設擁私有產權––有權去追求私利。簡單來說,古典經濟學關心的,既不是社區的利益,亦非人的潛能發展;反而,它衹留意個人對其財產作出決定的後果。


那樣,這理論的分柝單位,邏輯上就是個人。這個個人(不論是消費者、僱主或工人)被假設為一部理性的計算機,一部在給予數據的基礎上機械地把利益最大化的自動機。把數據改變,這「快樂和痛苦的高速計算机」﹝以美國經濟學家Thorstein Veblen的話說)就會快速地選取一個新的最佳位置[2]


提高一件商品的價值,作為消費者的計算機就選擇少一些提高工資,作為資本家的計算機就選擇以機器代替工人。提高失業或福利,作為工人的計算機就選擇停止做工或維持更長的失業。增加對利潤的稅收,作為資本家的計算機就會選擇去其他地方投資。在每一件事例裡要問的問題就是個人快樂和痛苦的計算機如何就數據作出反應呢?而,答案常常都是自明的––避開痛苦,尋求快樂。同樣自明的是從這個簡單理論得出的推論––假如你想有較少的失業,你就應降低工資、減少就業和福利,而且削減向資本的徵稅。


但是,這理論如何從它孤立而個別的計算機的基本單位去替整個社會得出推論呢?這理論的基本前題是個別孤立的部份之和就是全體。所以,如果我們知道個體如何對不同的刺激物作出反應,那我們便知道由這些個體組成的社會會如何作出反應。(以薩切爾的話說:並沒有社會這東西,衹有個人)。對個體是真的,那對整個經濟也是真的。而且由於每個經濟體都能被視為個體––透過降低工資、加強勞動、移除增加找工作強度的社會福刊、減低政府成本,以及減低稅項而可以國際性地競爭和致富的人––因此所有經濟體亦可被視為個體。


雖然,以這種方式把個人變成整體涉及一個基本假設。畢竟,這個個別的計數機可以跨目標工作,個別的理性的結果可以是非理性的,所以為何這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結論呢?因為信念阻止了這道路––當這些自動機器因收取的資料的改變而走向這一或那一方向時,它必然會替所有情況找到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在它的較早版本內,這種宗教的一面是頗明顯的––個別的快樂與痛苦即時被計算機理解為「看不見的手推動一個並非他企圖的一部份的目標」[3]。對亞當‧斯密斯來說,這隻手是誰是清楚的––自然、上帝––就如他的同代人一樣,知道「至尊的存在」是這「經濟和原則」的泉源,這「魔術」的存在是「每個人為其他人工作,而相信他是為自已工作[4]


可是至尊的存在已不再被認為是這魔術的作者,取而代之的是市場。所有人都必須尊從它的命令,否則就要面對它的忿怒。我們被告知這個不受約束的市場保證每個人都受惠於一個自由的交易(或它不會發生),以及那些由理性個體所接受的交易(由所有可能的交換)將會產生約翰‧根列夫‧高伯瑞 (John Kenneth Galbrith)精選的話,原教旨主義說教的立場是一祝福狀況下無一個祝福部門的需要[5]


而且,如果必須以暴力和強制帶來這被祝福的世界(即是令世界跟隨理論),這衹不過是「為了長遠得益而付的短期痛楚」。正如海耶克在智利el Merurio1981412日)的訪問內解釋,獨裁「可以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必須制度。有時一個國家必須是獨裁權力的某些形式」。當你把持著看不見的手時,破壞市場的障礙衹不過是幫助自然(以亞當‧史密斯的話說)去補「人的不公義和愚蠢的壞效果」的不足[6]


所以,消除資本行動的一切阻礙、消除增強工人、消費者和市面針對資本和削減國家權力去檢查資本(而增加國家權力代資本去管治)的一切法律。最後古典經濟學(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簡單訊息是:讓資本自由!


當然,有人說(事實上,是史蒂格力玆說的)沒有人再相信這簡單訊息了。畢竟,經濟學家已顯示這理論得到邏輯可支持所需的極嚴格(和可能)的條件,已暴露出它所包含的資訊理論,顯示很多「市場失效的例子」,提出要有政府的一種改良的角色。不少這些普通批評強調古典理論家們最小化的互相依賴和外在性,並導引他們犯上組成的錯誤(對其一為真的,必然對所有都真的假設)。而,正如簡單古典模式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性緊密結合所顯示,所有這些簡單訊息的精巧局部批評算不了什麼。事實上,那訊息(即使是「假」的)繼續被相信,並且用來替資本作為武器。


凱恩斯的替代

在這基本模式內唯一成功的挑戰集中於謬論,從而是去考慮整體的重要的需要。1930年代大簫條時熟悉的新古典論點提出全面削低工資會導致失業上升,凱思斯強調工資、消費支出、累積需求的相互倚賴(他認為,在這例子中從部份到全體的古典運動依靠累積要求是一個常數的假設,即是不受工資減低所影響)。新古典理論忽視了個別決定和整體之間的連繫。因為它不明白個別資本的互動如何能產生這些資本的一種低投資狀態,它看不到在補救這特別的市場失效中政府的潛在角色。


以它對整体或大圖畫的強調,凱恩斯的理論前瞻給予一套較少直接建立在個別資本的當前利益的政策。凱恩斯本人推動他的論點作整個資本利益的關鍵––對於他,1930年代的危機衹不過是「智力」的危機。無論如何,他的框架成為了社會民主政策論點的基礎[7]


凱恩斯的宏觀框架的使用特性是工會的熟悉論點:增加工資會增加累積需求、剌激就業和新投資、增加消費的重要性,變成了有幾分誤導地被描述成發展的「福特主義」模型的焦點––辨稱大量消費是大量生產所必需[8]。無論如何,去認識這些好處,市場是不夠的––國家改策和宏觀管理被視為關鍵。標誌著在本質上為社會民主是工人能得益而無資本受損的一貫論點––福特主義模型特有的這些正數申術。內部(內部取向)經濟發展曾與福特模型所共享的東西,就是它強調內部需求作為工會工業發展的基礎的垂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1970年代間「黃金歲月」,這些挑戰新古典主義的理論,享受過一個光榮歲月。它是一個不尋常的時期:美國從戰爭出來並沒有真的資本主義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是籃子,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工業未能與美國競爭。況且,在美國及其他地方有家庭和公司大量被抑制的需求。雖然有廣泛的預料戰爭結朿會帶來另一次衰退的跳躍,事實卻是一次消費和投資大量增加條件的成熟(後者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技術進步的大水池中出現)。加進去(以及支撐企業利潤)的是初步產品,作為增加的供應結果的貿易下降條款。在美國,由少數製造商控制的企業能夠去實施目標價格以取得理想利潤率,以及能容許工資增加而不怕變成不合爭。在其他地方從新投資帶來的經濟規模做成消費增長,作為一種純利益工資增加的結果,而非對利潤能力的挑戰。


這裡是福特主義模型的有效方式情景能夠盛開:增加的輸出刺激消費收益,以及反過來––在決定以入口取代而不是倚靠初級產品出口為幸運的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內。在期間生產能力在很多地方的迅速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在期間內生產能力在很多地方的迅速發展預示了一點,何時資本會面努生產過剩的難題。


1950年代末起,有跡像顯示出現了向美國挑戰的競爭者。到1960年代中初級產品的貿易條款(被石油所操指)停止下跌,不久便開始一次上升運動。更甚者,是美國以外的公司更迅速地增長。到了1970年初,隨著下降的利潤率擴散,資本主義的「黃全年代」一般地被認為已終結。


資本主義競爭性強度增加了,現在已變得明顯,反映了資本過渡累積。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以關閉某些(相對較低的效率的)為某特定國家服務而設立的支廠以減低生產成本,以及轉向某些出口來作為一個全球性生產策略。全國市場生產,以及工業化進口替代策略,現在己不再可信,因為相對成本已成為資本競爭的焦點。一般而言,福特主義的有效循環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壓低工資和其他資本成本的附加費。


在這種「新的現實」情況下,凱恩斯主義被否定。新古典智慧確認高工資和社會計劃是災難的源頭再次佔了上風。新自由主義(獲國際金融机構支持)成了資本選擇的武器,走向在先進國家內對社會計劃、工資和工作條件實行一場全面進攻,並且在發展中國家內利用一個強力的國家去保證他們可以得壓迫的相關的好處。


但為什麼凱恩斯主義和福特主義模式如此容易便失去信任?基本上,凱恩斯主義出發的前題都是累積需求而非供應。它的前題是產出水平受困於有問題的經濟的需求。假如該需求是向前的,那資本便會提供供給。因此假設如果政府創造一個合適環境,政治性角色就是去在這些情況內刺激經濟,個別資本的互動則會引向低投資,資本就提供消費性投資物品。當市場失效時,它在理論上交付任務,去創造投資環境。


雖然當累積需求上升和內部供應未能合適地反應時,那會發生甚麼呢?通貨膨脹和貿易逆差增加。從而,在新現實裡面,政府尋求創造的環境成為一個會導至在本地經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性投資––它的焦點成為較低稅收和工資。簡單來說,古典和凱恩斯主義的問題仍照舊如是:不能夠做些什麼去令資本樂於投資?一貫的是為政府而設的角色––支持資本的需要。


社會民主的失敗

資本放棄凱恩斯理論的工具,以求取更適合在新條件下的需要,這不應奇怪。但我們如何去解釋社會民主未能找到另一條路呢?畢竟,社會民主經常從一個邏輯出發,在其中人的潛能和需要高於資本的需要。即使有限的措施,例如保健和教育服務被排除於市場以外,主張每個的權利有一個合理的和合理支付的工作,這表示作為滿足人類需要的一項公開的財富概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財富。


事實上,凱恩斯主義作為理論的失敗其實是一個意識形態––社會民主––的失敗。在凱恩斯的結構內,常常都另有一個可能性。基本上凱恩斯公式本身並未說過經濟結構,它並不把購買的貨幣與政府的投資分辨開來,也不把導引至資本主義企業擴張的活動與國有企業擴張的活動分辨開來。雖然凱恩斯增長的合適推動力是資本主義的一項國家生產部門擴張的政策,常常也推動經濟性理論上的可能性。


倘若,資本主義部門亦衹不過是累積的唯一部門。無論如何,那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其隱喻也是自明的:「資本的罷工」是一項經濟的危機。如果其他因素相同,一個政府不能超越資本而不做成負的結果。這就是保守的經濟學家的經常智慧。


雖然瞭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結論所隱藏的假設是基本的––尤其是當其他相關因素都是相同的時候。設想兩個簡單的例子,租金控制和礦物租稅[9]。如果引入租金控制(在一個有效水平之內),保守的經濟學家預測租房的供應就會降低,而房屋短缺會出現。同樣的,他們會告訴我們如果企圖收取資源稅(很難作出推測的),在這些部門的投資和生產就會減少,造成失業。但那些前題很難得以顯示––而它們在必然結論方面是很容易被顯示出完全錯誤。


假設在政府活動水平和性質方面不變。顯然租金控制會減少私人租務建設––但如果政府同時參予社會房屋計劃的發展(例如,鼓勵合作社和其他非批准房屋的形式),房屋短缺就不一定出現。同樣地,資源稅收可能降低礦物捨取上的投資,但專為在這些部門探礦而設的政府公司就能抗衡資本的罷工。明顯地,所有其他條件都不一定相同,為甚麼當一個社會民主的政府反抗資本的邏輯時,其他的元素要保持不變呢?


所以,我們要知道保守經濟學家的邏輯的局限性。無論如何,這並不是說所有這些論點都可忽略!保守經濟學家做得不錯,這顯示出資本會作出某些反應。這便是資本的經濟學。而假如以為當你採取某些經濟政策而不會遇到資本的反應,這是天真的。更可肯定的是當引入某些服務於人民的需要的措施時,資本必會作出反應。對那些不尊重保守經濟學家的邏輯––即資本的邏輯––的人來說,若把此邏輯加入到自已的策略裡去的話,就注定會常常遇上驚奇和失望。


明白資本的反應意味著一次資本的罷工就可能變成一個機會而不是危機。如果反抗對資本的倚賴,資本的邏輯就會清楚顯示出它是針對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當資本實行罷工時,有兩個選擇:投降或採取行動。不幸,社會民主在實踐上已顯示出與凱恩斯主義相同的理論上的局限性––它向財產擁有者的分配和結構,以及他們的私利投降。結果,當資本罷工時,社會民主的反應便是投降。


但如果把焦點投放於人的需要上,並且挑戰資本的邏輯,那社會民主就會開始推行它的邏輯。結果就令凱思斯主義不受歡迎,並讓那些把它視為對新古典智慧的另類可能性的人在思想上解除武裝。對野蠻主義的唯一另外的可能性便是具有人類面貌的野蠻主義。基於這種對資本的邏輯的認識,以及它對人的約制,以及大眾的結論認為選誰也不是問題,或真正的出路衹能從服從資本的邏輯的政府中去尋這一政治結論。


所以,新的智慧就是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所推行的新古典經濟學衹不過是新自由主義,並無其他可行之路。雖然在「黃金歲月」之後,具體條件曾有過削弱被接納的真相––尤其在未發展國家內。任何國家在完全向資本投降之後,便可到達被許諾之境,其錯誤已很明顯。同時,當新自由主義外向失效的證據日益明顯,內部發展模式正在拉美生長。在目前資本競爭繼續加劇的係件下,這條道路的可信性,以及國際資本在事實上(也在意議形態上)的可行性,又有多少呢?


內部發展的可能性

把新自由主義加於經濟發展上的緊身衣下來,並非容易的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內部發展,並不能僅是一種較早在出口取向的努力所形成的有限市場的取向。反而,它號召把那些被排除於分享現代文明的成就的廣大人口包容進來。換而言之,真正的內部發展是令窮人有真正優先的可能性,而這即是製造敵人––內部的(那些壟斷了土地和財富,以及那些滿足於現狀的人)和外部的。


任何認真想以認真的企圖去推動內部發展的國家都必須面對國際資本的各類武器––其中有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力量(包括美國的全國民主基金會[NED])和其他的巔覆力量)。雖然還有一些強大的敵人。因尚無任何衹能基於本身資源的政府能希望成功反對這些內部和外部的敵人,中心的問題將是政府是否動員它的人民以實行這些滿足人民需要的政策。這裡基本的課題是政府從資本壟斷的意識形態下釋放自已的程度。


這種釋放意味著不單是僅回到出口替代工業的舊觀念––即使這次伴隨著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以創造一個較大的國內市場的潛能。凱思斯主義的新模型––亦是以福特主義正數的解決方案裝扮起來––並不會動員起那些經常面對資本追求和平的壓力的政府的決心,去加強必要性積極支持,繼續植根於現存財產權模式上的、自利原則佔主導的,以及市場知得最好的信念上的理論,並不能支持向資本邏輯的成功挑戰––它們是該種邏輯的一部份。


社會民主的內部發展建議的中心錯誤,在於它不與依靠對資本作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決裂。假如一個內部發展的模型要成功,它必須把自已建立在以人類發展為目標的理論上面。與新古典和凱恩斯強調的消費不同,它必須把投資集中於人性能力的發展。這意味著把投放在消費上的投資向教育和健康領域的人類活動(即是所謂「人的資本」的投資)轉移,亦是指人類活動結果所產生的人類潛能的真正發展。這便是馬克思所形容的革命實踐的本質,在改變環境時同時改變人性活動和人自身[10]。這另一「模型」與民粹主義祇鼓吹新消費不同,它朝向新的生產––透過人性活動能力的建立,把人轉化。


以對人作為生產力的認知而出發的發展理論,指向與資本經濟學頗不同的方向。傳統理論裡關於人的自信的理論措施,產生出透過人的自覺合作和社區和工作間內民主的問題解決。在釋放人類生產力的潛在效益上面,那些創造力和不說自明的知識中有什麼可以不靠資本的指示?以鼓勵從強調社區的利益而來的團結而不是自利,這種以人的發展為本的激進的供應面理論,容許政府進一步動員社區的支持。以這框架,非資本主義的發展朝向滿足人的需要而不是維護資本的罷工。反而,它從有機發展中誕生。在這裡,人的需要和能力,而不是資本的需要成了經濟的原動力。


內部發展是可能的––衹要一個政府準備與資本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決裂,衹有當它把社會運動的扮成以人類能力觀念為基礎的經濟理論。沒有這種決裂,經濟上政府就常常發現必須給資本提供刺激。同時,政治上,它最最怕的就是「資本的罷工」。這種政府的政策無可免令那些尋求新自由主義的另類道路的人希望和被動。同時,再一地,它跟除的結論便是沒有另一條道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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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這篇文章的一份較早版本:經濟、意識形態和內部發展的可能性(Economics,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曾在200529-13日在哈瓦拿第六屈國際經濟學家和發展問題會議上發表。


2. Thorstein Veldon為甚麼經濟學並非進化科學(Why is Economics not Evolutionary Science),刊在現代文明在科學的地位及其他文章(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載於韋登論馬克思、種族、科學和經濟學(Veldon on Marx, Race, Science and Economics),紐約Capricorn出版社,1969年版,73頁。


3.亞當‧斯密斯原富論》,70頁。(紐約,Modern Library出版社,1937年版)

4. Rodald Meer, 重農主義經濟學:文本與翻譯(Economics of Pyh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423頁。 (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


5. 約翰‧根列夫‧高伯瑞美國資本主義》,28頁。(波士頓,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2年版)。


6. 亞當‧斯密斯原富論》,638頁。


7. 拉博維玆Paul M. Sweezy,載於20世紀政治經濟學(牛津,Philip Allen出版社,1990年版)


8. 「福特主義」是否一個自覺的模型肯定地是有爭議的。在這方面肯定亨利‧福特本人的貢獻是一個神話。關於福特主義歷史問題可參考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福特主義拜物教,載於每月評論39券,第10期,(19883月),14-33頁。


9. 這些例子源於1972-75年當新民黨(加拿大社會民主黨)管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期間。


10. 拉博維玆超越資本:馬克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紐約,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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